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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互联网大潮拍岸，人工智能高岸深谷，也对包括文创在内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新挑战、提供了新机遇。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每一次技术创新都会促进技术与文化的融合，同时带来产业的巨大变革。我们看到，它们不仅“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而且“构成了国家发展新疆域”。对内，它们是信息革命时代加快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要机遇，源于技术、经济、文化、创意等多个维度的转型正在发生；对外，它们是各国竞争的全新核心竞争力，把握住网络空间的话语权、主导权，就把握住了面向世界发展的关键基点、重塑国际格局的重要焦点。习明确提出：要“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因此，作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产业最聚集、最重要载体之一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其存在的意义特别重大，发展的需求格外迫切。可以说，谁拥抱互联网、人工智能，谁就能把握对时代之脉、把握住变革之力，立于不败之地；谁重视文化创意产业园、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园，“爱之利之，益之安之”，谁就掌握了打开未来之门的金钥匙！我参与过一些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规划、运营、改造、升级，也实地考察过国内近百家知名的文创园区，有一些很具体的实践和较粗浅的思考，梳理如下——

　　以广东为例，2012年至2016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分别为2706.5亿元、3011亿元、3552.3亿元、3648.8亿元、4256.6亿元，占GDP比重分别为4.74%、4.84%、5.24%、5.01%、5.26%其中，广东的动漫企业有1000多家，总产值近300亿元，约占全国的1/3；网络音乐企业巨头林立，产值约占全国的2/3；游戏产业产值规模超千亿元，占全国的70%……广东的文化创意产业总量已连续15年居全国各省市之首，约占全国的1/7。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深圳这座“神奇”的城市，明确将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并列为“两大支撑”，文化创意企业已近5万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3155家，上市企业40余家，2017年全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2243.95亿元，占全市GDP比重超过了10%！

　　那么，“文化创意产业园”又是指什么呢？业界普遍认可的是德瑞克·韦恩的论述：它指的是特定的地理区位，其特色是将一个城市的文化与娱乐施以最集中的方式集中在该地理区位内，是文化生产与消费的结合，是多项使用功能（工作、休闲、居住）的结合。说得更直白些，就是一座城市的文创企业的“大本营”“集中区”“主阵地”。因为，产业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往往促使文化创意产业在相关区域内集聚发展，集聚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和首要选择。因此，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多少，往往就代表着一个地方文创企业的多少；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质量和效益，往往代表着一个地方文创产业的质量和效益。截至2017年，我国已拥有文化创意产业园约3000家。广东有200多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入园企业2万多家，园区数量和入驻企业数量均居全国前列，其中总收入过百亿元的园区有3家，过十亿元的有9家。如广州北京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有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45家，上市公司29家，营收超5亿元以上企业3家、超亿元以上企业12家，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广州1/4。其中，有5家全国重点动漫企业，占全国总数的1/8。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广东的文化创意产业园，鲜有“无中生有、拔地而起”者，绝大多数是在“三旧”（旧城区、旧厂房、旧村庄）改造基础上设立。作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源地之一，广东的工业遗存十分丰厚，在此基础上创办文化创意产业园有先天优势。这些园区往往集创新、孵化、投资管理、金融支撑、风物展示、生产性服务和产权交易等系列功能为一体，形成地理空间上的文化产业聚集，释放出强大的聚变能量。业界通常将其概括为三句话：看似工业遗存的凭吊之地，实则创意产业的新生之所，更是文化自信的力量之源。二，广东知名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往往就是互联网产业聚集区，代表着最先进生产力和最新科技的前进方向。因为互联网从业者最喜欢这种“产业积聚、空间疏朗”“有工业的印记，又有农业的影子”“藉怀旧之调，发创新之思”“可以自由呼吸自然风”的地方，宁愿从高楼大厦搬出，在此聚集、守望、互促、共赢。

　　广东的文化创意产业园，一般按功能、特点、定位来划分，目前至少涵盖了八种类型：一是企业自动聚集、自行孵化而成的“池塘型”，如佛山创意产业园。二是根植于某一区域的特定文化资源的“榕树型”，如肇庆端砚文化村、揭阳阳美玉器生产基地。三是行业龙头带动的“蜂聚型”。通常是一个园区以一两家大型文化企业作为依托，吸引其他中小企业慕名而来快速跟进，形成交叉产业链以及由初始文化产业延伸的行业网。如羊城创意产业园，就是依托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而蜚声国内，目前入驻园区的企业多达145家。四是在老城区、旧工厂复兴过程中，利用“三旧”改造而成的“腾笼换鸟型”，如广州的“1850”“紫泥堂”“东方红创意园”和“红专厂”，深圳的“南海意库”等。五是政府首创主导并实行统一管理的“搭台唱戏型”，如广州荔湾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和中山小榄文化产业基地。六是以街道为主干而延展成的“一字型”。如广州民间金融街，在保留街道印记、历史文脉的基础上，通过“主题注入、生态再造”，整饰改造了50多栋楼宇、120户商铺和仓库，引进了285家金融机构，为文化企业提供了近1000亿元的融资。七是规划明确、功能清晰的“定制型”，如广州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就吸引了腾讯、阿里、小米、YY、唯品会等互联网巨头入驻。八是人文气息浓郁、创意氛围稍弱的“商旅文型”。如佛山的“岭南天地”，就是建筑文化丰富，商业人气十足，创意产业“有，但不突出”。此外，也有按园区性质划分的五种类型：产业型、混合型、艺术型、休闲娱乐型、地方特色型。

　　广东在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建设中，很早就意识到提高附加值的关键在于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即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专业化分工为纽带，将创意、研发、生产、加工、销售连成一体，在园区内形成配套集群的产业群落。例如，羊城创意产业园已打造出一个颇具特色的音乐产业链。这里既有大型音乐展演中心——滚石唱片的“中央车站”，又有网络音乐顶级制作基地——酷狗音乐总部，还曾有培养新生代歌手的殿堂——YY“1931”剧场，以及声音互动APP——“荔枝”，音乐票务代理——“票巴网”，等等。目前，酷狗已是中国数字音乐领域的领跑者，拥有4.5亿用户，其移动端活跃量和PC端用户量均稳坐国内头把交椅；“荔枝”，在国内音频APP排名前三，已有2亿注册用户，3800万活跃用户；滚石的“中央车站”，声名远播，正准备“复制”驶向全国。又如广州TIT创意产业园，它的前身是建于1956年的广州纺织机械厂，现因微信总部的入驻迅速升级为“互联网地标”。微信，全球月活跃用户已突破10亿大关，正日益连接、影响、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与它一墙之隔的，就是一家借力于它的互联网科技媒体公司——爱范儿，以聚焦新创和消费主题而享誉业界，目前已在新三板正式挂牌。

　　广东的文化创意产业园，非常注重扮演“产业服务商”的角色，采用“运营大后台”的方式，针对入园企业的公共需求，通过组织整合、集成优化各类资源，提供可共享共用的基础设施和信息渠道，提供统一的辅助解决方案，并催生新的文化业态。如深圳的蛇口网谷，就为入园企业提供专业的孵化服务、金融服务、人才服务、法律服务、咨询服务、注册服务、品牌推广服务，甚至包括实物产品和服务产品的代购服务，政府也为入园企业提供房租补贴。佛山创意产业园针对中小微企业，通过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融资变现平台、公共商务会展平台、知识产权保护平台等八大平台，打造了一个有能量的灵性空间和创意文化场。羊城同创汇则直接定位为全国首个“移动互联网生态树·创业综合体”“城市更新样本”，引入了广州首个腾讯众创空间和国内最优秀的互联网孵化器3W孵化器，为创业者打造了一个社群、平台、服务三位一体的办公集群新模式。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深圳不仅每年财政扶持文化创意产业的资金达到5亿元左右，而且还有一个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的“没有围墙的文创产业服务园”——“文博会”，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文化产品与项目的展示与交易平台”，每年都邀请一大批中外客商“共赴文化盛宴，分享创意未来”。

　　文化创意产业园按照“关联性强、集中度大、集约度高”的思路，把一些企业聚拢在一起，优势互补，横向协作，跨界融合，很快就形成了规模效益，产生了“难以估量”的集聚效应。以羊城创意产业园为例，它就有典型的互联网产业集群，除了酷狗、荔枝、网易CC直播等行业翘楚，还包括金山西山居、小鱼在家、两棵树跨境电商、天闻角川动漫、爆米花动画、橙家、海狸信息、优飞智能等一批互联网新秀。2016年，该园的产值就超过了100亿元，2017年的产值达到了120亿元，税收超过6亿元。此外，该园还聚集了广州瀚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广州市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景森设计公司等几十家空间设计企业，并由这些企业发起成立了“羊城设计联盟”。广东有多少楼宇源自这里的设计，这里的设计又给广东人带来了多少实体享受和视觉盛宴，恐怕谁也无法计量。又如南沙区的“星海艺术产业园”，不仅有美轮美奂的“两馆一屋”——疍民文化展示馆、香云纱文化馆、星海书屋，更有星吧文化、文礼体育、北京电影学院广东培训中心等一批公司在此蓬勃发展。

　　广东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大多是“三旧”的“适应性再利用”，用地性质为“工业仓储用地”。如果要变更为商业用地或住宅用地，不仅程序繁复，而且要补交天价“地差”，很多园区只好放弃。对“工业仓储用地”，一些地方政府曾经规定了“四不准”：不得改变原土地用地性质、不得改动原工业建筑主体框架，不得整体拆除重建、不得增加建筑面积。这就注定了园区“三风”盛行，隐患重重：园区内企业改扩建或新建楼宇时，根本无法通过规划和消防部门的验收，甚至连招标都难以进行，违建成风；面临强拆的风险，园区与企业的租赁合同只敢签一年，大企业不会来，小企业难安心，“跑路”成风；租金增幅长期“跑不赢GDP”，低到“抽疯”——广州某知名创意园的租金长期徘徊在80元/平方米，导致园区经营困难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行业内早就有一个形象说法：上海的创意园要以日计价，广东的是按月算钱。意即上海的租金高，要计较到“每日必究”，而广东的租金低，没必要按天算，月计即可。

　　顾名思义，文化创意产业兼具文化和创意两个内涵，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创意园区，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传承文化与鲜明个性必须齐足并驱。但一些文化创意园“挂羊头卖狗肉”“猪圈”，金玉其外，有名无实。他们缺乏科学的战略规划、产业导向、功能定位，山寨现象处处可见，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竞争较为明显。广东拥有丰富而独特的文化资源，岭南文化独树一帜，底蕴深厚，人文荟萃。但有的地方在文化创意园的建设中，忽视自身文化特点和资源禀赋差异，“创意是个筐，捡到篮里都是菜”，入园项目缺乏原创性，缺乏文化品位，大同小异。其结果是千城一面、千园一面，“空心文化”、变味的创意园不在少数，有的甚至沦为“旅游一条街”“小商品一条街”“美食街”，与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量子卫星、AI等新兴产业几乎绝缘。而且，广东的文化创意园虽然遍地开花，但“太阳”“月亮”相对缺乏，至今没有出现多少像北京“798”这样在全国叫得响的示范型园区，也没有孵化出太多标杆性企业和领军人物。不少园区，只是处于产业链低端环节企业的“集中营”，知识密集型产业尚未形成规模，产业组织化程度不高、集中度不够，产品科技含量欠缺。中山大学教授冯原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创意园只提供空间意义上的“猪圈”，却无法提供具有区隔意义的文化服务，最后往往迫使文创人才迁移到新的价值洼地。时过多年，此种窘况虽有极大改观，仍未根本杜绝。

　　现阶段中国文化创意产业主要依靠政策性规定和规范性文件来调整，既有的政策法规零碎散乱，且效力等级不高、存在较多的盲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缺乏系统、有力的法律政策导向，制度保障相对滞后。有些政策好看不中用，实践中还存在“卷帘门”“弹簧门”“旋转门”，导致重大利好难以落到实处。一些园区囿于历史沿革、用地性质等原因，既无缘免税政策，也难以享受高新技术企业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国务院2014年出台的《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对文创企业经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创意和设计费用，执行税前加计扣除政策。这是重大利好，但这些优惠针对的是企业，不是园区，并不意味着文创企业入驻了园区就可以享受。文创企业，在研发费用、核心技术的科技含量、知识产权等方面并不具备明显优势，而且往往无形资产比重大、信用等级比较低、盈利模式不清晰，要想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进而享受到税收优惠，并不容易。

　　文化创意产业门类众多，而且因创意自身的渗透特性，文化创意产业已贯穿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呈现出与制造业、旅游业、休闲消费等多向交互融合的态势，衍生出许多新型产业业态。但同时也带来多头管理的问题。当前尚没有统一的机构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宏观指导和管理，产业中各行业分属不同的机构，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管理部门也是五花八门，容易造成管理混乱，影响行业整体效率。目前，广东的文化创意产业园有的由政府经贸部门管理，有的由文化部门管理，有的由旅游部门管理，有的还由街道管理，并涉及发展改革、科技、信息产业、国土、规划、建设、消防、城管等部门，多头管理、重复管理、缺位管理现象严重，坊间早有“十八个婆婆管一个圈”之说。一些部门为了争管理权，完全无视市场规律和产业基础，也不考虑创意园“活化历史资源”“延伸产业价值链”“创意革命”的内在要求，强行干预、干扰园区的定位与发展。而对园区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则相互推诿，谁都认为与自己无关。比如，园区内的路，谁来修？各部门各唱各调，各有说辞，业界有“一条小路，八张口，说来道去没人修”的揶揄。

　　1.打造加强版的2.0创意园。在原来物业收租的基础上，加快打造众创空间，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聚合IP、技术等内部要素，为企业提供低成本、全要素、专业化服务。如广州北京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设有科创咖啡、文投创工场、盛门创客空间等5个国家级众创空间。大多数园区，应该说有条件建设或引入公共配餐中心、提供送餐服务，来统一解决入园企业普遍头疼的“吃饭难”问题；也有基础设立创业服务中心，为“格子公司”的年轻人集中种事项，既可收取必要费用，又免去了企业的奔波之苦。而且，园区要利用公共服务平台提供产业梳理服务，大力引进产业组织，推动文化产业链各个环节相互赋能、协同创新、正向共进，有条件的还应努力建设成为以云端大数据为支撑的智慧园区。

　　2.建设3.0版的文化创意园。依托现有产业基础，设立文创基金、科创基金，既服务入园企业，也谋求高层级的互动赢利。如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携手天河区政府、广东中科招商和酷狗音乐设立了“天河一号基金”，携手广东粤科金融集团打造了“广东大学生创新创业基金”，重点扶持科技含量高、成长性好的入园新兴企业。目前这种由园区与外部联合设立的基金还较少，园区内企业获得的资金投入、扶持绝大多数来自园区外的基金公司。而事实上，对园区内公司的经营状况、未来前景，园区管理方看得最清楚、认识最到位。正如一位园区管理负责人所说：“不用看它的经营报表，只要看看水电数就知道了，甚至光从员工的气色就可以判定。”园区参与设立的创业基金可以对目标企业精准定位、精准投放、精准施策、精准服务，实现园区与入园企业良性互动、合作共赢。

　　2.制定吸引高端文创人才的政策。“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文化创意产业是“头脑产业”，人才是最关键、最紧缺的要素资源。创意经济发达的地区是创意人才集聚和高科技产业的集中之地，它往往具有良好的创意氛围。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创意产业园与传统工业园、高新技术园最显著的区别在于：传统工业园和高新技术园首先是企业聚集，然后吸引人才；而文化创意产业园首先是文创人才的聚集，然后再吸引文创企业入驻。因此，吸引高端文创人才落地生根就显得特别重要。政府应尽快制定吸引文创人才的优惠政策，从住房、入户、职称评聘、子女入学等各个方面给予特殊关照，以再现“孔雀东南飞”的盛况——“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载也。”

　　4.加强原创产品知识产权保护。约翰·霍金斯认为：“生产资源在传统经济中至关重要，虽然在有些部门它们仍然必不可少……但是就创意经济而言，它们已无关大局。最有价值的通常不是金钱，而是无形的、变动性极大的创意和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刚需”，是国际贸易的“标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习指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塑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方面”“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而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发生，一方面容易造成侵权、仿冒产品和服务提前进入市场，导致原创产品销售难度增加、投资收回风险增加；另一方面，严重挫伤原创者的创新积极性，危害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和健康发展。应加强规划和引导，增强文创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培育和推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龙头企业和文化产品。在完善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工作的同时，应构建功能齐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平台，鼓励知识产权保护中介组织发展，提高知识产权法律咨询和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便捷性。

　　6.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创大合作。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是我国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粤港澳大湾区由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9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组成，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是继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之后，世界第四大湾区，经济总量已突破10万亿。必须看到，大湾区制度的差异，既有掣肘之弊，更具创新之机。广东有较完整的制造业链条，香港有发达的现代服务业，澳门有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潜力，三地又都有极富个性与内涵的文创产业，合作空间广阔。广东应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创产业的大协同、大合作、大联盟，想方设法把三地优势聚集起来，把三地潜能激发出来，整合文创资源，发布产业指数，推动共建基地，强化产品供应，实施项目带动，提升园区水平，让“大湾区文创”的旗帜猎猎飘扬。

　　6.发展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日益呈现出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正在对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产生深刻影响。习指出，要“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和巨大市场应用规模优势，坚持需求导向、市场倒逼的科技发展路径，积极培育人工智能创新产品和服务，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企业要抓住这难得的历史机遇，强攻关键核心技术，强化科技应用开发，生产出科技含量高、应用深度广、服务体系好的产品，赢得全球科技竞争的主动权。像羊城创意产业园内，就聚集着“小鱼在家”、“布塔科技”等多家人工智能公司。其中，“小鱼在家”是专注于制作家庭智能陪伴视频通话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公司，其推出的全球首款家庭智能机器人由摄像头、主屏幕和机体组成，可以通过语音指令进行人机互动，也可以通过相连接的移动端APP进行远程操作。目前，该机器人已风靡亲情陪伴市场，正在加速升级以满足用户应用场景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