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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之作,陈望道在完成了《宣言》一书的翻译后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尽快将其出版,让更多的人尽早看到这一经典著作。为此,他来到上海,并请他的学生俞秀松把译稿送给陈独秀和李汉俊加以校对,再进行最后改定。原本准备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但《星期评论》因其进步倾向被当局查封了。想出单行本,又苦于没有经费。后来,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量此事。为了能尽快出版《宣言》,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成立了一所“又新印刷所”,地点就在上海辣斐德路成裕里。取名“又新印刷所”,含义“苟日新,日日新”。1920年8月,《宣言》终于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出版,1000册单行本很快被抢购一空。
1931年陈望道为保护学生被逼离开复旦后,与朋友合开了一家大江书铺。在陈望道的安排下,书铺出版了大量从苏俄引进的作品。1942年出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后,陈望道提出了“宣扬真理 改革社会”的办系方针和“好学力行”的系铭,并在抗战期间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自筹资金创办了当时高校的第一座新闻馆。这个新闻馆的学生能收听延安新华社广播并将其广为传播,新闻系就成了复旦的“小延安”。陈望道还极力支持新闻系同学举办每周一次的新闻晚会,前后举办了100多次,影响越来越大,校方对此感到担忧,陈望道却说:“出了问题,我负责!”在当时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学生的对峙非常激烈,作为新闻系主任的陈望道总是站在学生一边。当时,陈望道就曾跟地下党员邹剑秋说:“你有什么需要请告诉我,我会用我的方式来做。”陈望道多次帮助多名地下党员和学生脱离危险,据笔者所知的就有1948年反动当局大逮捕时脱险的何晓沧和杨贵昌两位。
在1949年主持复旦校务工作时,陈望道即提出了校委会下专设政治学习委员会和马列主义研究会的建议,并开设“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四门有关课程。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校长期间,他在1952年的一次全校大会上,语重心长地对全校师生说:“我们第一不要把马克思主义放在科学之外,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科学,而且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科学,是一切科学的科学,一切工作的科学,对于一切科学,一切工作都有指南的作用,它能帮助我们高瞻远瞩,勇往直前,能够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这其实也就是陈望道自己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认识与坚定信仰。陈望道专注于学术研究,硕果累累,正如他在《我对研究文法、修辞的意见》一文中所说,研究中的“调查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又说“要有爱国主义也要有国际主义,我们研究语文,应该坐在中国的今天,伸出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伸出另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我们研究语文,要把马列主义、思想渗透到学术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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