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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完善涉外检察工作体系。首次召开涉外检察工作会议，出台加强涉外检察工作意见，对涉外检察工作进行顶层设计、总体部署。一是依法履行涉外领域法律监督职责，持续完善涉外检察人才培养选拔、科学使用、分类管理等制度机制。二是会同国家监委、外交部等制定《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推动完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配套措施。积极参与完善风险防控内外协同机制、海外利益保障机制、廉洁丝绸之路合作机制等建设，促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三是主动融入涉外法治工作大局，深化上合组织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等多边检察合作机制，积极深入宣讲习法治思想，讲好中国法治故事、检察故事。

　　（一）健全服务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机制。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检察环节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机制，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年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75万余人，提起公诉163万余人；不批捕38万余人，不起诉40万余人。一是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安全部等发布《关于依法惩治“”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二是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制定依法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意见，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近8万人，同比增加超50%。三是健全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机制，完善涉黑涉恶案件上级检察院挂牌督办、统一把关、统一调用办案人员等办案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组建全国检察机关扫黑除恶专家人才库。四是协同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探索检察机关派员进驻基层综治中心、“检察服务中心+基层综治中心”融合履职机制，在源头治理中发挥检察职能作用。

　　（三）健全检察权运行制约监督机制。一方面，健全接受外部监督机制。对监察机关提请复议的不起诉案件和公安机关提请复议复核的不批捕、不起诉案件，依法重新审查，改变原决定140人。完善院党组与驻检察机关纪检监察组定期会商机制，自觉接受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规范检务公开、案件信息公开机制，修订《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网上公开工作操作规范》等规定。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开展人民监督员工作信息双向反馈机制试点，强化对检察工作的监督。另一方面，强化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出台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申诉案件反向审视工作办法，建立判决无罪案件和刑事申诉案件反向审视制度，以反向审视、内部监督督促依法履职。完整准确执行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健全应录尽录、常态化甄别核查、案件倒查、追查通报等全链条工作机制，通过倒查核查处理处分检察人员236人，夯实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的制度体系。

　　（二）健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机制。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加强检察政策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推动检察改革部署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一是协同有关部门制定司法解释，完善惩治证券期货、洗钱、危害税收征管等刑事案件司法规范，更加有力惩治利用虚拟货币非法向境外转移资产、逃税、骗取出口退税等犯罪活动。完善各类经营主体平等保护机制，依法监督纠正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违法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特别是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问题。健全最高人民检察院派驻中国证监会检察工作机制，加强金融监管执法司法衔接协作。二是健全协同推进反腐败斗争机制，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机制，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惩治行贿犯罪典型案例，推动完善职务犯罪案件指定管辖、量刑规范化等机制，配合健全反腐败追逃追赃和跨境腐败治理机制。三是深化运用检察案例指导机制，案例发布主体和领域进一步拓展，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12家单位先后印发18批共136个典型案例，涵盖长江保护修复、土地执法查处、水安全、铁路沿线安全环境治理、根治欠薪、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等领域。

　　（三）健全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机制。精准对接就业、社会保障、医药卫生、特定群体权益保障等民生领域改革部署，健全民生司法保障机制。一是协同全国总工会推进运用“一函两书”（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意见书、建议书）制度保障劳动者权益，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优势，提高检察机关与工会组织的协作配合质效，推动将劳动关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二是积极促推专门学校建设，已实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覆盖。与公安部、民政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建立完善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站式”办案救助机制的意见》，推动“一站式”办案区建设，一次性完成对未成年被害人的询问、人身检查、生物样本采集、侦查辨认等取证工作，防止因办案对未成年人造成“二次伤害”，并及时开展心理疏导等综合救助。树立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意识，依法惩治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协同健全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矫治机制，推动加强专门教育、专门矫治工作。三是推进建立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机制，全国有13个省级检察院、一半左右的市县级检察院与民政、教育、卫生健康等部门建立救助衔接机制。

　　（一）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全链条完善司法责任归属、认定、追究工作机制，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担当、失责必追究。一是坚持“放权”与“管权”并重，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修订出台《关于人民检察院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既强化司法办案责任，又强化监督管理责任，促进构建更加符合司法规律的检察权运行机制。办案的检察官不能以“我办案、我负责”为由排斥部门负责人甚至检察长的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检察长也不能以“你办案、你负责”为由不履行应当承担的监督管理职责。二是坚持惩戒与保护并重，修订实施《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进一步细化司法责任认定标准和追究程序，推动落实司法责任制形成闭环。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指导规范省级检察官惩戒委员会设置，推动检察官惩戒制度实质化运行。明确司法责任制不限于责任追究，更在于鼓励担当作为，严格区分违法办案与一般过失、司法瑕疵的界限，健全完善失实检举控告及时澄清机制。

　　（一）以构建高效有力的刑事指控体系为基础，完善刑事检察工作机制。加强检察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基本职能，强化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全流程监督。一是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完善证据收集、审查、运用机制。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庭前会议两个规程，联合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印发办理污染环境犯罪案件证据指引，出台办理伤害类案件技术性证据实质审查工作规定。二是深化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工作机制。会同公安部印发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工作规范，持续推动协作配合机制实质化运行，监督侦查机关立案、撤案9万余件。完善办案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推动“检察机关食药环知办案信息共享系统”上线运行。三是完善人权司法保障机制。制定工作指引，完善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总结深化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联合司法部开展试点专项检查。升级检察业务系统律师异地阅卷模块，便利现场、线上、异地阅卷。四是健全刑事执行检察“派驻+巡回+科技”监督机制，完善对监狱、看守所开展跨省交叉巡回检察和刑满释放人员再犯罪等专项巡回检察机制。部署进一步扩大社区矫正巡回检察试点。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公安部出台文件规范判处监禁刑罚罪犯交付执行工作，完善刑罚交付执行检察监督机制。

　　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线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办案中引领提升道德规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检党组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办案来引领、规范社会行为，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使命。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也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促进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可、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注重价值引领，促进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办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由自诉转公诉，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彰显出检察机关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自觉，同时也警醒世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同样应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再比如，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近日，“辣笔小球”仇某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此前，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意义重在从法律层面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实现了起诉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

　　司法改革有什么规律可循，又要达到什么目标？景汉朝指出，从改革内容看，我国的司法改革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交易少、纠纷少、案件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司法体制改革也呈现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这一轨迹与逻辑，是对司法改革规律性认识的生动阐释，完全体现了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的风气。

　　景汉朝强调，向法官检察官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景汉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牛鼻子”，以此为主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司法责任制，首先是把办案能力过硬的人员选拔到法官、检察官岗位上，把司法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政工党务等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推动法官检察官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其次是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赋予法官检察官办案权力，并对自己办的案件负责，既明确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职权，又明确责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再次是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实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并与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保障和激励机制，确保权、责、利相统一。第四是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Betway坐下来，听陌生人讲他们最后的心愿。 一名遗嘱咨询师最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探索对方内心的宇宙、理清这些复杂的关系、制订一份严谨的遗嘱。来访的人里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有八九十岁的长者，贫穷或富有，无一例外，都是做好准备、随时面对死亡的人。 有的人在咨询时穿上了最华丽的衣服，诚实地处置自己留在世上的一切，真实的财富、虚拟的账号，在咨询师的帮助下找到各自去处，了却心事一般，最后他们松口气，向咨询师们道谢又道别。 每天，一位咨询师要至少接待2到3组家庭，每次至少1个小时。咨询师们努力把每句话讲得透彻、说得仔细。他们知道，有些人是第一次见面，或许也是最后一面。 “人生第一次” 面前的老人看起来很紧张，即便是简单的句子，也要重复几遍才能说得流畅，签字的时候手止不住地抖，连姓名都忘记了，“我一定是年纪大糊涂了。”老人嘟囔着。 录像只好暂停。这已经是订立遗嘱的最后一步，在两位见证人面前，老人要对着镜头朗读自己的遗嘱，回答几个能证明自己头脑清楚的问题，语句必须流畅，声音必须清晰，否则在遇到纠纷时，这份遗嘱就会失效。在此之前，老人已经通过了专业的精神评估，但那句随口的抱怨还是会带来歧义，一旁的崔文姬只能不停安抚着：“没事的，慢慢来。” 对于像崔文姬一样的遗嘱咨询师来说，这套流程日复一日地上演，但她清楚，对于每位立遗嘱的人来说，这都是“人生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处置身后财产，人生第一次、大概率也是最后一次慎重地做好身后安排。 中华遗嘱库遗嘱咨询师崔文姬（右）。受访者供图她遇到过一位80岁的阿姨，为了迎接这个时刻，特意做了美甲，戴着珍珠耳钉和项链留下最后的影像；还有一位盲人大叔，摩挲着特殊定制的盲文遗嘱，抑扬顿挫地讲出最后的心愿；以及一位聋哑人，跟手语老师提前磨合了一个月，就是为了确保最终的录制准确有效。 这些标准的、由法律用语构成的、具备法律效力的文件，在经历这次程序之前，都是人们藏得最隐秘的心事。要把这些完整地诉说给咨询师，并不容易。已经离婚的夫妻隐瞒实情，立嘱人故意不透露与继承人的实际关系……这些特殊的家庭结构，都有可能导致遗产继承面临风险。 工作3年，中华遗嘱库遗嘱咨询师张智超能感觉到对方的不自然，但并不急着戳穿谎言。“我们主要靠专业。”他总是告诉对方，探究隐私不是自己的工作，只是希望能为对方排忧解难。即便不立遗嘱，只要对方能从这次交谈中有收获，他就有成就。这样的真诚往往会赢得对方的信任，咨询结束后，有人告诉张智超：“和那么多人交流过，都没你聊得通透。” 咨询过程中，张智超从不讲艰深的词，他把术语都掰碎成最简单的解释。 “俗称‘接地气’。”张智超说，很多时候，对方听不懂什么是“婚姻存续状态内继承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能明白“只要结婚了，未来你儿子继承的财产有你儿媳妇的一半”。“我们是解决问题的人，对方都听不懂，怎么解决问题？” 同样地，在张智超的接待室，气氛很少沉重。 他能明显感觉到，大部分人来咨询时都心事重重，散发着低气压，讲着讲着，脸就黑下去。有的老人跟着儿女一起来咨询，还没说几句，就被子女堵得张不开嘴。张智超是遗嘱订立人利益忠实的捍卫者，每次他都强调，中华遗嘱库只为遗嘱订立人服务。他总是咧着嘴，笑呵呵地带着老年人跟上他的节奏。 “姨你放心说，你亲家可能早已经在这做完了。”时不时地，他还会开上几句正合时宜的玩笑，希望在这里咨询过的人，离开的时候都能因为心事得到解决而轻松。 近几年，张智超能明显感受到老人对待遗嘱的态度发生转变。以前，遗嘱意味着不吉利，张智超咨询之前总是会提一句“您别忌讳”，但现在，很多老年人听到之后都会摆摆手：“你说吧，我们来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中华遗嘱库北京东城分库工作人员接待市民。受访者供图 一位遗嘱咨询师的养成 成为遗嘱咨询师，首先要忘记这是一份工作。 遗嘱咨询师刘千更多把它看作是“内心的修行”，和老年人相处的点滴片刻，都让他看到未来的自己，看到自己应当如何迎接衰老、面对死亡、珍惜当下。 2021年成为遗嘱咨询师之前，他从事教培工作，接触最多的就是小孩，而现在接触最多的是老人。这两个群体除了年龄悬殊，并没让刘千觉得过分不同，反而在他眼里，老人和小孩一样，也需要好听的话来哄一哄。 “阿姨，您今天的衣服真鲜亮，我也想给我妈买一件。”“叔叔，今天气色真不错。”刘千觉得这不过是一句简单的关心，却总能在老人表情中看到喜悦。 和刘千一样，张智超也是从教培行业跨界成为遗嘱咨询师。刚接触这一行当，张智超就被彻底吸引住了——每天都是新鲜的、可感的，下午5点，张智超会和同事们准时围坐在会议室复盘当天的案例。“每家每户情况都不一样，有的曲折离奇，有的感人至深。”但他们在意的不仅仅是“八卦”，而是故事背后涉及的专业知识，下次再碰见相似的案例，就可以直接套用。 这也是最吸引崔文姬的地方。 2017年大学毕业后，崔文姬入职中华遗嘱库法务部，每天面对的都是咨询师收集好的材料，冷冰冰的文字档案让崔文姬感到束缚：“很多时候我的观念都停留在理论层次，没有实际跟人接触，体会不到对方的感受。”在带教老师的鼓励下，她申请成为一线的遗嘱咨询师。 一切都鲜活起来，崔文姬性格原本内敛慢热，但和这些老人们相处久了，自己也活泼起来。起初因为紧张，她经常漏问问题，一年之后，崔文姬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在正式成为遗嘱咨询师之前，无论是崔文姬、张智超还是刘千，都需要接受为期21天的专业培训——学习法条，了解不同的案例解读，学习书写遗嘱，练习如何清楚明白地为咨询者答疑解惑，看带教老师如何给市民进行遗嘱咨询。张智超光是知识点文档就整理了2万字，即便培训结束，也时不时地翻开看看。 这份工作或多或少塑造着他们。刚入职时，带教老师评价张智超性格跳脱，现在他变得更加稳重，懂得倾听对方的烦恼。 刘千则反复被一个场景击中——立好遗嘱，交代好人生的最后愿望，一对老年夫妇坦然地互相搀扶着离开。他们是刘千接手的第一对客户，这让他第一次意识到咨询的价值，也让他始终对这份职业保持敬畏。 刚刚成为遗嘱咨询师时，几个年轻人单纯认为遗嘱行业是一片尚未开发的蓝海，拥有无限可能。现在，它不仅仅意味着职业前景，这几年，与他们接触过的每个人、每件事，都让他们保持向前的激情，都是他们的养料。中华遗嘱库遗嘱咨询师向市民讲解相关服务。受访者供图 情感的延续 咨询完成之后，一份遗嘱会遵照当事人的意愿被迅速拟定好。2020年，在《民法典》施行之前，打印遗嘱的效力认定比较复杂，老人们只能伏在大厅中间的誊写桌，一笔一画抄写咨询师起草好的遗嘱，很多人已经多年没动笔写过字，半张纸都是修改的痕迹，崔文姬和同事们在一旁指导，错得多了，只能从头再写。 《民法典》施行之后，打印遗嘱也能得到法律的支持，订立遗嘱的流程变得更加简捷。只需要遵循中华遗嘱库建立的一整套流程——建立档案、咨询、拟定遗嘱、精神评估、密室登记、指纹扫描、生成遗嘱证，就可以在中华遗嘱库拥有一份自己的遗嘱。 这个过程不算复杂，“遗嘱与法律相关，它很明确，没有什么变量，但感情不是。”刘千见过很多老人反复念叨，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来订遗嘱也是不想给孩子添麻烦。他觉得，恰恰是这些无法用标准来定夺的爱，让人体会到生命的重量。 在遗嘱之外，不少人希望给亲友、后人录制或书写“幸福留言”——这是中华遗嘱库特意准备的环节。有的老人给女儿足足写了上千字的留言，希望她能过得好；有的孩子觉得老人遗嘱冷冰冰的，心里不服气，非要争夺财产，但看到老人留下的视频后瞬间落泪，明白了老人的为难；有的夫妻决定把遗产捐给社会，他们在视频中向孩子解释，生前已经为孩子付出了一切，死后想把财产献给更需要的人。 “再给你唱首你喜欢的歌吧。”有的人说到动容，对镜头哼唱起来。 看到这些，咨询师们很难不被触动，况且对方是一位“熟悉的陌生人”。 他们或许并不清楚对方的名字和年龄，甚至那些面庞也会慢慢模糊，但他们清楚记得对方曾吐露过那些难解的心事。可能一年前，这些人刚刚立好遗嘱，冲他们心满意足地微笑，而下一年的某天，突然收到通知，对方去世了。 刘千决心做一件事——和自己接待的每位老人合张影，那很有可能是彼此见过的最后一面。 新京报记者 左琳编辑 彭冲 校对 李立军

　　Betway距离中华遗嘱库成立已经快12年，创办人陈凯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就是看到越来越多人改变对遗嘱的刻板印象，接纳遗嘱、主动订立遗嘱，妥善处理好身后事。 曾经有很多次，老人们握着陈凯的手，向他表达订立遗嘱、了却心事的感激，这更加坚定了他对这份事业的执着。“推动遗嘱进入每个中国家庭”是中华遗嘱库的使命，“解后顾之忧，传和谐家风”是中华遗嘱库的宗旨。 “遗嘱，不仅是财产分配工具，更是家庭情感与责任的延续。”陈凯说，中华遗嘱库的作用就是要捍卫每位遗嘱人处置财富的权利与自由，倡导通过遗嘱服务化解家庭矛盾、传递和谐价值观。他不会停下脚步。中华遗嘱库创始人陈凯。受访者供图公益，持续，专业 新京报：为什么将公益项目命名为“中华遗嘱库”？ 陈凯：名字是民政部原副部长、中国老龄协会原会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原理事长李宝库提议的。他认为，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是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领导下的全国性慈善组织，加上“中华”名正言顺。再者，项目旨在为全国老年人排忧解难，必须有大气魄、大格局，展现出项目的正义性和责任感。 “库”有保管的意思。遗嘱订立很重要，保管同样重要。很多老人不希望遗嘱在自己在世时被家里人知道，引发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就可以提供保管和保密服务，为老人免去后顾之忧。新京报：项目在创立过程中受到过哪些启发？ 陈凯：中华遗嘱库既有创新又有继承——学习借鉴了西方，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 西方的遗嘱普及率比较高，说明需求是存在的，只不过现阶段中国家庭对遗嘱还很陌生，但我们自古以来就重孝道，中国的父母对子女的爱毫无保留，自然也希望在过世后，能把爱与财富传承下去，因此我认为，立遗嘱是今后必然的趋势。 新加坡在2003年成立了遗嘱登记署；法国的民法典也对“密封遗嘱”作了规定；在我们传统文化中，明清皇帝也会提前把遗嘱写好，并用木匣子封住，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面，过世后再宣布。由此我想，现在我们国家也应该有一个平台，为老百姓提供安全、可靠、便捷的遗嘱公共服务。 然而新加坡的登记署存放的是立嘱人及遗嘱存放地点等资料信息，避免遗嘱下落不明或被遗漏，并不保存遗嘱原件，我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再做延伸，既能为老百姓保管遗嘱，防止遗嘱丢失或损坏，又可以保密。这些目前可以在中华遗嘱库实现。 中华遗嘱库创始人陈凯在第二届中国遗嘱与遗产继承论坛上讲话。受访者供图新京报：与其他遗嘱服务机构相比，中华遗嘱库有哪些特点？ 陈凯：首先是公益性。中华遗嘱库是公益项目，为符合条件的老人提供免费服务，与此同时，我们也面向全社会提供免费的遗嘱咨询服务，５万多名义工深入全国各地社区、街道进行公益普法。 其次是持续性。2013年至今，中华遗嘱库已运营近12年，保管了31万余份遗嘱，全国联网的状态下，可以跨城市提供服务。 最后是专业性。它的服务流程更加完善，比如会对老人进行专业的精神状态评估，确保遗嘱有效；拥有一支专业的法律团队，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并且不断地学习最新知识、研讨最新案例，能够在遗嘱订立过程中为遗嘱人提供全面的法律支持；会对遗嘱进行专业保管、严格保密；不断增加技术投入，实现异地登记等。 不同的机构特点不同，律所、公证处更像是“全科医院”，而中华遗嘱库就像是“专科医院”，毕竟我们只专注遗嘱这一个领域。本质上来说，老百姓在家自己立遗嘱也可以，到律所、公证处都可以，只要有立遗嘱的意识就是好事，中华遗嘱库只是让老人多一种选择。 在创新中发展，确保遗嘱保密有效 新京报：中华遗嘱库发展至今，有哪些独创之处？ 陈凯：首先是采取各种办法确保遗嘱的保密性。 在中华遗嘱库项目启动之前，我查阅了国内相关的期刊论文，没有任何一篇提到“遗嘱保密”和“遗嘱保管”的问题。很多老人都担心立了遗嘱，晚年就不得安宁，我的看法是，让家庭不和睦的原因不是立遗嘱，而是家庭本来有矛盾，这时反而应该立遗嘱，但是要确保不被子女提前知道，这样老人才能享有决定自己财产如何分配、随时修改遗嘱的自由。 其次是技术创新。 比如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在填好个人信息后，可以直接在相应的遗产继承条目上打勾，比如是个人财产还是共同财产、该份遗嘱是否是唯一有效的遗嘱，做好选择后，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份书写规范的遗嘱，在保证符合个人意愿的同时效率更高、文本更规范，目前已经申请了专利。 再比如，我们设有遗嘱登记一体机和遗嘱证领取机。最早遗嘱证是护照式，查询不便，立遗嘱人隐私会直接暴露，现在经过创新，我们采用卡片式，系统查询更便捷，更加保密。 此外，中华遗嘱库并不仅仅提供法律服务，也提供情感服务。有时情感比法律更有效——写遗嘱的目的不是打官司，而是为了不打官司，所以在订立遗嘱之外，我们还设有“幸福留言”“情感录像”“幸福慢递”等环节，在情感上引导和劝告老人的家属，让服务更贴心。 在这个过程中，我不停思考，向不少专家请教，还专门去国外考察，就是希望能让更多人享受到更加专业的服务。中华遗嘱库创始人陈凯。受访者供图新京报：中华遗嘱库如何确保遗嘱的保密性？ 陈凯：我们的核心原则就是对遗嘱人负责。在登记环节，我们设立了专门的密室登记区域，确保老人在遗嘱登记过程中享有完全的私密性。 其次，我们与老人签订的协议中也明确规定了保密条款，承诺不会将遗嘱内容泄露给任何第三方，除非老人明确授权或法律另有规定。即便是中华遗嘱库内部工作人员，也没有人知晓遗嘱人全部的信息。 我们采取流水线工作机制，每个环节都有不同的人来跟进，以此达到信息的隔离。内部在传递资料时，也会隐藏姓名等信息，只会出现编号。 同时，中华遗嘱库还提供保密保管服务。老人在中华遗嘱库立完的遗嘱都会保存在我们的专业保管库里。保管库在北京顺义专门用来储存的一座大楼里，不仅防火、防水、防盗，还采用了银行保险柜级别的保管措施和严密的保密措施，不用担心被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发现。 我们确保只有遗嘱人本人能够查阅完整的遗嘱，其他人只能在遗嘱人去世后凭借遗嘱人的死亡证明来查询是否立有遗嘱，而只有老人在生前指定的遗嘱提取人，才能在老人过世后查阅完整的遗嘱。 新京报：在确保遗嘱有效性方面，中华遗嘱库做了哪些努力？ 陈凯：首先我们会吃透法律，始终关注最前沿的信息，包括全国法院的最新判决，哪些是新的风险点，我们就要马上研究改进。 我们从来不做代书遗嘱，因为我们研究发现，在法院审理的相关案件中，代书遗嘱的无效率是最高的。再比如《民法典》颁布之前，我们全部采用自书遗嘱，很多老人手写之后满头大汗，但是没办法，这就是法律规定。《民法典》颁布后、生效前，我们开始尝试半打印遗嘱，也就是打印一些通用条款，核心内容还是需要老人自己书写。《民法典》正式生效以后，我们立刻采用打印遗嘱，既满足老百姓的需求，又严格守住安全底线。 我们聘请了很多法律专家，遇到不明确的问题时，他们会提供专业的指导。此外，我们还坚持精神评估，强化遗嘱审核。截至目前，我们订立的遗嘱全部有效。 中华遗嘱库创始人陈凯。受访者供图新京报：“精神评估”对遗嘱订立有什么帮助？ 陈凯：首先我要纠正很多人的一个误区：精神评估并不是精神病鉴定。精神评估是通过专业的评估方式，判断立遗嘱人是否神志清醒，在订立遗嘱时是否处于自主、自愿的状态，是否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如果立遗嘱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所立遗嘱无效。 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所以精神评估是确保顺利立下遗嘱、保障遗嘱真实有效的必要环节，也是中华遗嘱库专业遗嘱服务流程里的关键一环。 新京报：遗嘱审核共有几道关卡？为什么要设置这些环节？ 陈凯：遗嘱审核有五大关卡，即草稿审核、现场审核、电子审核、纸质审核、入库审核，其实最后出库之前，我们还要再审核一次，严格来说共有六道关卡，每道关卡都有专人负责。 因为遗嘱太重要了，表面上是一份法律文书，背后牵涉的是一个人毕生财产的归属、各个家庭的利益，法律对遗嘱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写错一处就有可能无效。 开创专业遗嘱服务先河，服务更多有需要的人 新京报：2013年中华遗嘱库成立，至今已有近12年，你认为国人对遗嘱的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 陈凯：我能看到人们对遗嘱的接受度和重视度明显提升，遗嘱意识逐年增强，从避讳到主动接受；立遗嘱人群结构发生改变，呈现年轻化的态势；遗嘱形式变得多样化，比如我们发起的“微信遗嘱”——用户可以在小程序中创建留言、上传图片或录制视频、音频，并指定发送方式和递送日期，这些留言由中华遗嘱库保管并传递给指定的收件人， 尽管并不具备法律效力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传递爱的可能；遗嘱内容变得个性化与多元化，这主要是因为财产形式呈现多样化，比如房产、股权、知识产权、虚拟财产等；遗嘱目的也变得多元化，包括设立居住权、未成年子女照护、宠物照顾、捐赠支持公益事业等。 新京报：中华遗嘱库对推动中国遗嘱事业发展作出了哪些贡献？陈凯：我认为，遗嘱服务是新时代家风建设的重要载体，中华遗嘱库始终坚守推动遗嘱进入每个中国家庭的使命，通过系统性创新实现三个维度的社会价值重构：一是突破传统法律服务的工具属性，通过“遗嘱+情感表达”的融合模式，将孝道文化融入现代遗嘱体系，如首创了“幸福留言”“情感录像”等情感服务，让遗嘱成为传递亲情的纽带，重塑生死观与家文化认知；二是构建“遗嘱服务+社会治理”创新模式，通过公益普惠性服务，如公益普法进社区、建普法驿站等公益行动，联动相关部门，搭建遗嘱服务的民生工程体系，让遗嘱意识成为公民法治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构建遗嘱文化传播矩阵，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多种渠道，推动遗嘱观念变革。可以说，中华遗嘱库开创了专业遗嘱服务的先河，其社会意义和价值，已远超法律工具的范畴。这些年来，中华遗嘱库通过本土化创新，不仅解决了个人财产的继承问题，更影响了家庭关系、社会法治观念以及传统文化的变革。此外，中华遗嘱库首创全体系流程，加强机构合作，为遗嘱行业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共同构建遗嘱行业生态服务圈。中华遗嘱库公益模式的可复制性，也为公共法律服务提供了新思路。中华遗嘱库创始人陈凯。受访者供图新京报：你认为未来中国大众遗嘱需求将会有怎样的变化？中华遗嘱库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哪些？ 陈凯：随着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中国遗嘱需求将呈现出年轻化、专业化、多元化趋势；社会观念的转变，以及老龄人口的增加，会使遗嘱服务需求旺盛；政策环境的进一步完善，会促使遗嘱服务渗透率提升与区域下沉，推动社会和谐与家庭稳定发展。 接下来，中华遗嘱库将不忘初心，秉持 “解后顾之忧，传和谐家风” 的宗旨，扶持更多从业人员，推动遗产管理师等新职业发展，让更多人享受到更专业、更安全的遗嘱服务，让老百姓更放心。同时，中华遗嘱库将积极寻求跨界合作，探索“遗嘱+”服务新模式；通过与相关部门及学术机构合作，推动遗嘱服务纳入老年服务体系，服务更多有需要的人。 新京报记者 左琳 实习生 武亮亮编辑 彭冲 校对 杨利

　　Betway随着社会及家庭财富的增加，订立遗嘱、妥善安排身后事，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民法典》编纂参与者、立法专家杨立新看来，作为财富的拥有者，自然人通过订立遗嘱来处分自己的遗产，可以有效避免遗产继承人之间为分割遗产而发生争议，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 更重要的是，遗嘱关乎财富与爱的传承，是人们在世上最后也是最真实的心愿。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与杨立新的对话：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民法典》编纂参与者、立法专家杨立新。受访者供图遗嘱有利于家庭和睦、社会安定 新京报：中国目前订立遗嘱的情况如何？ 杨立新：受历史传统影响，中国并没有很好的遗嘱继承制度。 在古代，继承制度是嫡长子继承制，排斥女性亲属的继承权；清末维新变法之后，《大清民律草案》采用欧陆的继承法传统，建立继承制度，实现了继承制度的变革，在民国初期曾经准许参照适用，至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继承编》确立继承制度，认可遗嘱的效力，但是遗嘱制度也未被普遍采用，订立遗嘱处分自己遗产的人不够多。 1949年以来，由于整体上个人没有太多的财产，继承制度没有建立起来，遗产纠纷也不多，遗嘱没有被大量采用。即使到了1985年制定了《继承法》，仍然很少有人订立遗嘱。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财富不断增加，少数人积累了大量财富，通过继承制度传承私人财富就显得更为重要，遗嘱也逐渐受到重视。 特别是经过中华遗嘱库、公证处等专门机构广泛宣传，更多人知道了遗嘱的重要价值，因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订立遗嘱。 事实上，普及遗嘱是政府的责任，也是遗嘱行业从业者的任务，更是社会的责任。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遗嘱对于传承财富的重要意义。 新京报：在中国，遗嘱是如何得到普及的？ 杨立新：有关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刚才提到的中华遗嘱库就是如此——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华遗嘱库的服务范围已经覆盖了国内的主要省份，对普及遗嘱作出了重要贡献。各地的公证机构也把遗嘱公证作为重要业务；信托机构则开展遗嘱信托，依照遗嘱保护继承人的权利开展工作。 新京报：订立遗嘱有什么意义？ 杨立新：意义之一，就是遗嘱人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分配自己的身后财产。如果遗嘱人过世、遗嘱有效，那么遗产就会按照遗嘱来支配，即使是继承人，也必须遵守遗嘱的指定、遵循遗嘱人的意志，也因此，订立遗嘱可以避免继承人之间为分割遗产而发生争议。纠纷减少，会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 此外，订立遗嘱还可以促进家庭和睦。继承人大多是遗嘱人的亲属，他们应当在遗嘱人健在时善尽孝道，赡养好老人，争取遗嘱人的认可，获得继承遗产的资格。 遗嘱继承具有最高的效力 新京报：订立遗嘱的法律基础是什么？ 杨立新：奋斗一生，人总会留下些许遗产，它是被继承人自己的财产，因此，被继承人生前享有完全的所有权，如何传承自己的财富，也由被继承人的意志支配。正因如此，在处理遗产时，遗嘱继承具有最高的效力——只要遗嘱人订立的遗嘱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符合遗嘱形式要件的要求，遗产的处理就应当依照遗嘱人的遗嘱进行。 新京报：《民法典》中关于遗嘱的条款是否还有完善的空间？ 杨立新：《民法典》对于遗嘱的规定已经比较完善。 目前遗嘱的类型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其中，打印遗嘱是《民法典》新增加的遗嘱形式，这也是顺应时代发展的结果。 绝大多数国家不承认打印遗嘱的效力，但在编纂《民法典》的过程中，我们积极努力，规定了打印遗嘱的遗嘱形式。针对打印遗嘱的真实性不易辨识的特点，《民法典》规定遗嘱人和遗嘱见证人都要在遗嘱的每一页上签名，最后一页也要有签名，并注明订立遗嘱的时间，以此来保证打印遗嘱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对于遗嘱效力的认定、遗产范围的规定等，这些都是司法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对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司法解释，统一裁判规则；政府也应对遗嘱行业发展、遗产管理以及遗产管理人的培训、资格认证、管理办法等作出规定，使之规范发展。 我国遗嘱继承制度仍待完善 新京报：个人在进行遗产分配时，应该如何正确订立遗嘱？ 杨立新：正确订立遗嘱，最重要的就是保证遗嘱符合法律规定。 第一，遗嘱实质内容不能违法，例如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个权利是以户为权利主体，个人不能处分，但是经营这个权利获得的利益可以通过遗嘱处分。 第二，遗嘱的形式要件要合法，例如自书遗嘱，虽然自己写下来就具有效力，但是必须亲笔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必须有遗嘱人和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参加并签名。 自然人订立遗嘱时可以寻求专业帮助，例如中华遗嘱库、公证处、律师事务所等，保证遗嘱的效力。 新京报：数字资产日渐兴起，如虚拟货币等，遗嘱该如何对此作出保障？ 杨立新：《民法典》在规定“遗产”时提到，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里当然包括数字资产，包括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因此，自然人如果想通过遗嘱进行数字资产的财富传承，在法律上没有障碍。各级法院应当有所作为，通过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保护好遗嘱人通过遗嘱处分自己享有的数字资产的权利，保障数字财产的传承。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目前中国的遗嘱工作情况？ 杨立新：目前来看，中华遗嘱库的工作是很好的，他们提供专业的服务，譬如“密封遗嘱”——如果遗嘱人不愿意在世时被他人知道遗嘱内容，就等到遗嘱人去世后再公布，避免引起家庭纠纷。 但从制度体系来看，我国的遗嘱制度是完善的，遗嘱继承制度则不完善，在立法上还有很大空间。 例如《民法典》没有规定“后位继承制度”。 后位继承也叫次位继承或替代继承，是指被继承人订立遗嘱，让前位继承人先继承遗产，在遗嘱中确定的某种条件成就或者期限到来时，再由后位继承人继承。在此之前，后位继承人只能根据遗嘱的内容享有期待权，但是，该遗产最终应当由后位继承人继承。例如，爷爷可以在遗嘱中规定孙子是后位继承人，儿子是前位继承人，儿子先管理遗产，15年后孙子作为后位继承人取得遗产的所有权。 《民法典》也没有规定“特留份制度”。 “特留份”是指被继承人在立遗嘱处分自己的遗产时，必须依法留给特定继承人、不得自由处分的遗产份额。遗嘱人如果非法处分特留份的，则相应部分的内容就是无效的。 这些遗嘱继承制度的不完善，需要在司法实践中补充。 一方面，当事人主张后位继承或者特留份权利的，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认定遗嘱有效，尊重特留份权利人的权利；另一方面，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应当为法定继承人保留必要的份额，防止法定继承人主张特留份而使遗嘱无效。 新京报记者 左琳编辑 彭冲 校对 杨许丽

　　Betway人们对遗产的分配方式各不相同。有人留给伴侣和子女，有人留给孙子，有人留给素未谋面的网友，甚至是一群陌生的孩子。借一份薄薄的遗嘱，人们表达了对亲人最深的惦念，或者留下最彻底的隔阂。据中华遗嘱库统计，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华遗嘱库已提供遗嘱咨询478850人次，登记保管311868份遗嘱。绝大部分遗嘱来自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但不可忽视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提前作出规划。一场突发的疾病，身边人的一次意外，继承父母遗产过程中遇到的麻烦，都可能成为促使他们订立遗嘱的契机。写进遗嘱的，除了那些常见的财富成果——房子、车子和存款，还有支付宝账号、书籍和有百万粉丝的社交媒体账号。人们把自己在这个世界留下的零散痕迹一一列明，理好去向，作为一种嘱托，希望自己的“牵挂”能更好地生活下去。中华遗嘱库。受访者供图财产留给朋友、网友或者动物 39岁的董英想把遗产留给自己的猫。 那是一只捡回来的流浪猫，黑色，有点发灰，毛发不算好看，来到家已经有8年。2022年，母亲患癌去世后，这只猫和陪了自己20年的那只乌龟算是董英唯一的牵挂。 她未婚未育，在北京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工作，薪资不错。成长过程中，她吃了不少苦，父亲有过家暴史，对她照顾也少。小时候，董英身体不好，每次生病，都是母亲带她去医院。3岁的时候，她发高烧进了ICU，父亲在外读书，没回家。董英馋橘子水，母亲只能把她自己扔在医院。买完饮料回来，被医生一通批评，“但那个时候真的没有别人（来照顾我）。”董英说。 董英5岁前，父亲一直在读大学，俩人很少见面，“我和父亲说过的话可能还没有我这几年和公司保洁阿姨说的多。” 10岁那年，父母分开，董英跟着母亲生活，和父亲多年没联系，直到母亲被确诊癌症。董英慌张地向父亲求助，但对方也没帮忙。最无助的时间都是一位好朋友陪她度过的，包括后来母亲火化，董英抱着骨灰盒准备回老家，也是那位朋友送她上了车。 母亲的离世给她带来了不小的打击。由于在医疗行业工作，常看写满了病例生存率的医学报告，所以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生死对董英来说就是一个数字。母亲的离世，让死亡成了一个具体的画面，“不管你多么伟大或者渺小，不管你怎么挣扎，这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结局。” “死亡来到我身上的时候，我的财产怎么办？我的猫怎么办？”董英意识到，自己的财产继承是个问题。她不想把自己的钱留给家里的亲戚，他们和自己都比较疏远，她只想把自己在世界上的唯一的牵挂安置好。市民来中华遗嘱库咨询。受访者供图过程波澜不惊。董英选了一个平常的工作日，没有特意装扮，来到中华遗嘱库，把自己的房子、股票和存款一一列明，安排好去处：50万元存款给那位陪伴自己度过晦暗时期的朋友，拜托她帮忙照顾自己的猫和乌龟；30万元留给了父亲。剩下的，她决定全部捐给希望工程。 “教育是把人拖出泥潭的唯一路径。”出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董英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她想让更多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接受教育，在未来有能力独立养育自己。 越来越多像董英一样的年轻人开始立遗嘱。根据《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23年度）》，近十一年，立遗嘱人群平均年龄从77.43岁下降至67.82岁，中青年人群的遗嘱保管数量近七年间增长了六十余倍，未婚不婚者的遗嘱保管数量2017年至2022年间增长了13倍。 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崔文姬也注意到了明显的变化。六七年前，她刚入行时，来咨询的几乎全是老人，“年轻人很少，一年可能超不过10个。”如今，90后甚至00后都开始立遗嘱。截至2023年12月31日，已有2461位90后在中华遗嘱库立下遗嘱，“还有一家三口一起来的。聊起来的时候，也不像以前一样完全不了解（怎么立遗嘱），很多人都在网上查过。” 年轻人立遗嘱的契机五花八门。有时是体检报告里一个异常的指标，有时是恰逢另一半生日、想要送上一份特殊的礼物，还有可能是继承父母遗产时发现没有遗嘱导致程序复杂，甚至只是想体验一下和世界说再见的感觉。新京报曾就“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立遗嘱”在微博上发起投票，有超过半数的人选择“怕意外发生时，来不及跟世界体面告别”。 他们的财产也五花八门。2023年初，一位有百万粉丝的90后B站博主来到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决定去世后将自己名下价值300万元的虚拟资产留给父母，并将自己的B站账号留给好友运营。 家人已不是年轻人遗产的全部去处，有人留给初恋，有人留给未婚妻。一位22岁的男性室内设计师把存款和老家保存的几千本书都留给了一位网友，“在我心情低落的时候，这位朋友给过我极大的鼓励。”青海西宁一位35岁的未婚女子把部分财产捐给了当地的野生动物园，她本身就喜欢动物，“我觉得西宁野生动物园救助高原动物很有意义，我也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 中华遗嘱库登记场景。受访者供图今年30岁的崔文姬也给自己立了遗嘱。那是6年前，她第一次在地铁上低血糖，浑身冒冷汗，眩晕，呼吸也困难，总觉得自己和身边的人都飘在半空。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她喝了水、吃了糖，慢慢缓过来。当时，崔文姬的作息也不规律，“猝死”也是新闻报道里常出现的词，她心里有些害怕，决定提前做好安排，“既然自己也是做这个工作的，就当体验了。” 那次，同事坐在她此前的位置，她坐在了之前市民坐的位置上。因为对整套流程很熟悉，崔文姬毫不紧张，“感觉像在演戏一样。” 直到需要简述遗嘱内容的环节，她一个字一个字把遗嘱读出来，再拿到一张薄薄的遗嘱证，才有了真实感。 一辈子的亲情、纠葛、希冀，还有担忧 或许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死亡都不算迫近。但老年人不一样。 每次接待完老人，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刘千都会祝对方活到百岁，老人很感激，但几乎都摇摇头：明天怎样我还不知道呢。 死亡的确会随时来临。63岁的陈闻本和丈夫约好，在2024年5月27日下午前往公证处，把房子公证给女儿。但当天早上，丈夫突发心脏病去世。 陈闻有些后悔，“我觉得（立遗嘱的想法）还是和他提晚了。”其实，她很早就有立遗嘱的计划，“女儿结婚了，我们也老了，想方便女儿继承财产。”在和朋友聊天的过程中，陈闻发现很多比自己年纪小的人都准备好了遗嘱。她和丈夫商量，但遭到了反对，“他觉得人还活着，不想搞这些。” 后来，丈夫确诊肺癌，身体越来越差。一开始，陈闻还是不敢提，怕对方“有想法”。等到终于开了口，丈夫也点了头，意外却突然让人措手不及。 崔文姬见过太多这种情况。2019年以前，中华遗嘱库只在北京西交民巷开设了一处登记中心，老人们在这里排起长队，常常是预约的时候身体还不错，等过了近一年、真正开始登记办理的时候，老人已经不在了。“大家还是对遗嘱这个事情有一点忌讳，让他身体好的时候做，他觉得不吉利，就等身体查出毛病了再做，但那个时候听说读写能力就比较差了，健康情况的变化是很快的，得赶紧办。”崔文姬说。 不少老人在立遗嘱时显得有些紧张。为了确保老人订立遗嘱时认知状态良好，中华遗嘱库设置了精神评估环节，包括算数和记忆力相关题目，“很多人紧张，说‘没上过几年学，还要考试’。”立遗嘱全程都要录像，不能暂停、剪辑、拼接，“有的老人（念遗嘱的时候）一紧张就卡壳，要重复录好几遍。签字的时候，突然一紧张就说‘年纪大了老是糊里糊涂的’，这也会造成歧义，要重新录。” 市民登记场景模拟。受访者供图薄薄的一张遗嘱凝结着老人这一辈子的亲情、纠葛、希冀，还有担忧。据统计，多数老人选择将遗产留给配偶和子女。“很多老人满眼都是孩子，根本不会想自己的吃穿问题，都是想着未来要少给子女添麻烦。”刘千常和老人聊聊他们年轻时的生活、和家人的关系，老人常常说着说着就掉了眼泪。 也有老人在这里袒露了绝望和决绝。曾有一位衣兜里揣着房产证的老人告诉工作人员，“我来立遗嘱是为了维护自己应有的尊严。”他的儿子常年失业在家，动不动向他要钱，不高兴时还殴打老人。 后来，儿子将老人赶出家门，在家里到处找老人的房产证，想变卖家产。无奈之下，老人决定立下遗嘱，作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最后手段。还有北京郊区的一位老人，选择把存款和房产都留给大儿媳，其他子女一份不给——她的老伴因病去世，大儿子也早逝，在老人确诊癌症住院做手术期间，大儿媳悉心照料，其他子女却不闻不问。 张柳和老伴把房产、存款留给了16岁孙子——孙子患有自闭症，两人想尽力给他的未来增加一点保障。 孙子3岁时被诊断为自闭症后，孩子父亲辞去了工作，专心带他看病。三年过后，积蓄耗光，差点房子也要卖掉，仍看不见治愈的希望。人的心力也被耗没了，夫妻俩离了婚，孩子判给了母亲。 张柳放心不下。孙子刚出生几天，她就开始照顾。她决定，帮前儿媳一起继续照料孙子，但这遭到了儿子的强烈反对，“他觉得我们身体也不好，孩子也判给了他前妻，我们干吗还要掺和。”有了隔阂，儿子和两位老人也渐渐少了联系。 这几年，孩子周一到周五都跟着母亲，每天去培训机构上课，学习穿衣服、洗澡、和人沟通。到了周末，张柳就把孙子接回自己家，陪他出去逛公园、博物馆。 孙子虽不善于沟通和长篇大论，但很擅长表达爱意，常搂着张柳说：“奶奶我很喜欢你。”如今他身高已有一米八，有时候张柳抱怨他在前面走得太快，自己跟不上，男孩会转头回来，拉起奶奶的手。 张柳总希望能多看到孙子的一些进步和成长，但她和老伴都已经75岁，意外随时可能发生。如果两人去世，孩子的母亲也老了，独自生活的孩子就只能进托管机构，需要生活费，“我尽量留点钱给他，希望他将来去托管机构不要受太多罪。” 立遗嘱时，在最后的幸福留言环节，张柳表达了自己的期望：希望孙子健康长大，听母亲的话，多学些东西，也希望自己能再多陪他几年。 肉麻的、酸楚的，平日讲不出口的话 幸福留言、情感录像等是中华遗嘱库推出的情感服务。遗嘱负责用“法言法语”明确财产归属，这些文字和影像负责用真情实感的表达，来传递遗嘱人对家人的关爱。 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为市民介绍幸福留言服务。受访者供图根据数据分析，近90%的幸福留言和子女有关，超过3%与孙辈有关，超过6%与配偶有关，与挚友、同学、同事有关的占1.07%。此外，超过80%的幸福留言内容是对后人寄予期望与祝福。 崔文姬发现，女性遗嘱人往往更感性，也更愿意表达感情，甚至说着说着开始流泪。而男性长辈则相对含蓄。有的老人会给家人唱一首歌，甚至唱一曲家人最爱听的戏。还有的老人会为了立遗嘱特意精心打扮一番，做个美甲，戴上耳钉和珍珠项链，在镜头前留下庄重的影像。 崔文姬对一对做中医事业的老夫妻印象很深。两人打拼一生，财产不少，子女的生活和工作也很顺利，老两口决定把财产互相留给对方，不给孩子，两人都去世后，就把财产回馈社会。那位女性长辈在情感录像里叮嘱子女，“没有什么财产留给你们，留给你们的，只有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精神财富。我们只希望将财产回馈社会，为国家的中医事业做一些贡献。” 85岁的金丽留下了类似的留言。她曾做过中小学和大学老师，如今还在写东西、做讲座，唯一的儿子已经定居国外，子孙的生活都不错。 对金丽来说，财产的继承没有太多需要考虑的问题，“我只有一个儿子，过得也很好。我不是有多少财产要给儿子、孙子，我是想把我的精神、对人生的看法和感悟、我的努力传给他们，想用一种书面或语音的方式把家风传下去。”平日里，子孙工作都很忙，能坐下来好好交流的机会并不多，金丽想给他们一个了解自己的机会，“他们看到留言，知道曾有这么一位长辈，为了目标和理想放弃一切、勇往直前，就可以了。” 人们在这里留下了太多平时不会讲出口的话，肉麻的、酸楚的、直白的，平时或是因为沟通机会少，或是碍于面子，没能得到当面表达的机会。 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协助市民填写资料。受访者供图崔文姬记得，有一位老人在留言卡上写了大几百字，又拿了几张A4纸，满篇地写。她在字句里回忆了自己和爱人的生平：两人育有一儿一女，当年知青下乡，为了儿子的生活考虑，他们把儿子留在城市里的姥姥家，把女儿带在了身边。因为常年在两地生活，父母和儿子的情感联络比较少，儿子不知道两人的良苦用心，一直觉得父母偏心，慢慢地从不亲近转为敌对。父亲去世的时候，儿子都没有参加葬礼。“这位阿姨非常伤心，她和孩子很长时间都没有联系，也没有合适的机会去说，就决定在留言卡中写下来，让儿子知道之前的经历。” 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这样平日难以启齿的秘密，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把它封存在这里。近几年，订立遗嘱的人数每年都在增长。据《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23年度）》，2013年，我国订立遗嘱的人数仅为6804人，但2016年到2023年，每年订立遗嘱的人数平均在4万人左右，2023年，这个数字突破了6万。 如今，崔文姬每天都要接待几十位咨询者。有人来咨询时会有些不好意思，说“我没什么财产”，但在崔文姬看来，无论钱多钱少，只要想给家人保障、不希望以后生出无关的纠纷，最好就提前作出安排。这也是用来对抗无常和不确定性的一份底气，“每次哪个地方不太平，或者身体上有点不舒服了，会突然想起我还有一份遗嘱，就觉得也没什么了，因为都安排好了。” 有些老人立完遗嘱后仍然有些担忧，“如果孩子对我不好了，我能不能改？”崔文姬总是宽慰对方：“遗嘱的修改很正常。”她自己立遗嘱的时候，还没有谈恋爱，财产理所应当地留给了身边最亲近的父母和妹妹。但等今后结婚或者有了孩子，重心可能要偏向自己的家庭，给孩子保留。再过几十年，和爱人关系稳定后，可能也会给爱人做出保留，“一份遗嘱只是在当下的人生阶段做一个预先安排，它会随着你的成长、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修改。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安排。” 遗嘱宣读。受访者供图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2.9亿人，占总人口的21.1%。预计到2033年，这部分人口将突破4亿，占总人口四分之一。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订立遗嘱、防范纠纷的需求也将越来越大。“未来，遗嘱也会像保险一样更加普及，成为人生必须要做的几件大事中的一件。”崔文姬说。 （除崔文姬、刘千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彭冲 左琳编辑 杨海 校对 李立军